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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推翻满清政府

更新时间:201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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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1.个人问题.曾国藩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宁可求阙,也不求全.忠君卫道思想严重,主观造反愿望不够强烈.

  2.时机问题.湘军鼎盛时期十几万人,但是一朝攻破天京,那些彪悍的湘勇就成了大肆掳掠,等待早日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当年姜维鼓动钟会造反,司马昭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那些士兵人心思归不会为主将卖命.

  3. 湘军内部不统一,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这两大巨头肯定不会对曾国藩死心塌地.瓜田李下,为了洗脱嫌疑,一旦曾氏造反,打得最积极的恐怕就是这些羽翼以丰的门生.

  4.曾国藩嫡系势力没有人才.湘军最有才干的几个已经自立门户,其他的嫡系分子如曾国荃,鲍超等要么实力有限,要么是一介匹夫,根本不是开国元勋的料.

  5.当时是个烂摊子外因就很简单了,造反即使成功,还要面对清军残余势力,捻军,各地民间武装,以及湘军内部的分裂,更关键的是外国的侵略威胁.曾国藩打天平天国比较恨,对付外国人比他的生差多了.

  6.清政府早有防范: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攻占武昌,皇帝很高兴,准备封赏,不过有大臣密奏说曾国藩一介闲官居然能招募数万兵众,不是朝廷之福.这就动了满清害怕汉人的心病,从这时起,已经开始防范曾国藩势力。天京陷落,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如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

  展开全部1,曾国藩本人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忠君爱国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这是主要原因。

  2,曾国藩没那个实力,因为湘军派系很多,左宗棠就是湘军大佬级人物,曾国藩要造反湘军必然分裂。而且李鸿章淮军实力也很强,清朝对曾也有防备。

  4,清朝还没有完全失掉人心,如果曾国藩不计后果的想当皇帝,你想想那时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清朝一定全力,而汉人分为拥曾和拥清两派,太平天国刚过国内再发动乱,绝对是生灵涂炭,西方列强从中牟利,中国不是从此分裂,就是亡国灭种。

  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1811--1872年),乳名宽一,名子城,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他科甲出身,后又授翰林院检讨,开始了漫长的仕宦生涯。1847年即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九年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掌管机枢军政大事,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而铸造曾国藩政治生涯顶峰的就是剿杀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示严格砥砺自己,他一面笃于修身,精研理学,格物致知,雅好诗文,自成一格;一面又适应时势的要求,探讨解决内忧外患的治国方略,同时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倡导洋务。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反革命武装不堪一击,完全丧失了抗拒革命大军的能力。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853年1月,清廷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曾国藩顾不得守制三年的大礼,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了他一生反对太平天国的事业。他知道,如果按照历来办团练的老办法,是对付不了大规模有坚强组织的农民力量的,因此他建议重新建立一支在以外的正规军-湘军。湘军的主要特点:一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团结军队内部的纽带。湘军的官兵,大抵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等关系挑选募集。各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二是湘军的将领,大多选自受过孔孟之道熏陶,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军功猎取功名富贵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平日以程朱理学相标榜,把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三是湘军以“卫道”为名,实际上却是一伙杀人放火的强盗。在长沙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因杀人很多,就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1854年初,湘军组成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七千多人,同年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诬称太平天国为“粤匪”,说他出来革命,不仅是为了保卫清王朝,而且是为了保卫整个的旧传统。他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要为维护以孔孟为代表的名教而战。

  曾国藩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854年他率领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进行疯狂的反扑。12月,湘军进围九江,形势对太平天国十分不利,曾国藩得意忘形地叫嚷:“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等率军西援,在湖口、九江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1855年2日11日,太平军放火焚毁停泊在江面的湘军大船百余艘,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自杀,被喽罗救起,仓促逃入南昌,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使他“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变乱,湘军乘机卷土重来,12月攻下武汉,接着李续宾率领湘军主力投入江西战场,陷九江,进逼太平军重要军事据点三河镇。显然,曾国藩意图是先拿下武汉、九江,然后以湖北、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夺安徽,特别着重争夺安庆。他认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以沿江东下,直取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1858年11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三河发起对湘军垢猛攻,三路大军包围了李续宾的大营,湘军大败,李续宾以下文武头目四百余人全部被歼。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达六千人,士气大伤!”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三河遭到惨败,但力量并未溃灭,他仍然坚持夺取安庆进取天京的战略。1860年曾国藩亲率湘军八万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这时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东征苏、常,咸丰帝气急败坏,要曾国藩赶快发兵救援,但是他拒绝应命,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分兵两路,突入敌人后方,攻取武汉。这一行动,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片惊慌,有人主张撤安庆之围,回师救援湖北,可是曾国藩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果然,太平军西取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曾国藩孤注一掷,如愿以偿。经过五个月的争夺,1861年9月5日,安庆终于落入湘军手中。

  1860年10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机逐步成熟。

  还在1860年6月,由于江南大营的溃败,对湘军一贯怀有猜忌的咸丰帝,不得不谕令当时唯一能和太平军较量的汉族地主实力派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事务。慈禧、奕欣上台后,又于1861年底命曾国藩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悉归节制。这样,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并逐步取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

  1862年春,清政府宣布对东南地方官“借助”外国侵略军进剿太平军,“不为遥制”,曾国藩也认为帝国主义“有德于我”,“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他决心向外国侵略者献媚取怜,与他们携起手来,共同太平天国。1862年初,他保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带兵入浙,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率淮军去上海,让他们放手与侵略军合作,协同夹击太平军;曾国藩自己则坐镇安庆,派他的胞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由皖北东下,进逼天京。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过程中,曾国藩等开始向外国大量订购船炮,请外国人训练军队,筹办新式军火工业。1861年他在安庆设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此后,许多省份也相继建立了军火工业。这些工业,对于屠杀中国人民,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1864年春,太平天国在江浙基地大部分丧失,同时,天京各城门也被湘军合围。7月19日,天京陷落,“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湘军中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曾国藩听说后眉飞色舞,以为理所当然,还嫌自己抢得不够。由于残杀人民有功,曾国藩的湘军在十几年中,有大量人员被保举升官到三品以上,其中提督总兵也为数不少。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声势大振,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胜利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原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不满法国天主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怒斥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行凶,他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又向他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激起群众更大的义愤,群众当场殴毙丰大业,放火烧毁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天天津后,按照他向来媚外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先后有二十名中国人,无辜惨遭杀戮,二十五人充军(天津地方官也被革职充军)。曾国藩的卖国行径,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他自己则在人人皆曰可杀的责骂声中可耻地死去。

  曾国藩生於嘉庆16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他自科举出身,是道光18年(1838年)进士,曾叙任各部侍郎。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太平天国的时机,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残酷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秒速赛车开奖记录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 清末自从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教传工作,但由於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因此传教士、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其中不少地方上不法的无赖地痞)常与民众产生各种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抗争冲突,亦即教案。

  当时外国传教士常以办理慈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中国人入教,而育婴堂是传教士经常举办的慈善机构,用以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但这样的举动却常引起民间的怀疑,如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育婴堂而起。

  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於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堂身长30米,宽10米,俗称望海楼天主堂。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则搬进了东面的望海楼行宫遗址。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於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於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总督崇厚派兵,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不幸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然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ISBN 7-213-01582-6

  曾国藩本人也善於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於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於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其弟弟有贪污行为。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作为证明, 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曾在洋务运动中却是有功劳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1]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

  太不了解曾国藩了,曾国藩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他的理想抱负是什么你知道吗?曾国藩是传统士大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脑子里依然丢不开“忠君爱国”的思想,虽然搞洋务运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也算有识之士,但是他的大方心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做一个清朝的中兴之臣,他解散湘军也不过是不想让朝廷的人猜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这也是他明哲保身的处事方针,而且曾国藩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清政府不傻,他重用曾国藩身边的大臣来分化瓦解他的势力,在他身边还安插了很多朝廷亲信,李鸿章,左宗棠就是典型 ,就是朝廷从曾国藩身边提拔起来的汉人